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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楚务:书文辉映 共臻美妙

   一般人认为章草是隶书向草书过渡的书体,并不具备本体意识,在传统的篆隶楷行草五体书中也没有章草的位置。但它具有的“规范”、“简洁”、“古朴”、“典雅”等特点为历代书家所重视,并留下了若干名篇佳作。据称章草始创于西汉末年史游的《急就章》,但其作品早已不存,好在其时的许多竹简是用章草写的,由此可知一二。东汉的张芝给我们留有一篇漂亮的文字——《秋凉平善帖》供我们欣赏。我们能从这些笔墨中窥见当时由隶书到章草的辉煌。这个时代的辞赋家赵壹在《非草书》中对章草加以批评与讥判,其背景也证明章草在当时确实已成规模,且正在奔涌向前。再往后一点的皇象《急就章》、索靖《月仪帖》和《出师颂》等更是后学的法帖。
   不过,把章草作为书家半生的主攻课程者极为少见,一般只是作为学书的阶梯,走进章草,吸几口氧气便立马上路,转入今草或者别的书体。真佩服我省文史馆员、楹联家协会主席、中南大学教授余德泉先生的定力。他由坚实的文字学基础进入书法创作,由汉隶进入章草,通过近20年的研究与实践,已成为我国书写章草的一个大家。
   余教授搞书法,有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创作与研究同步进行,并在研究过程中体悟各种书体的内在特征和书写方法,以研究指导创作。搞章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他和他的夫人孟成英老师上采竹简,下取历代传帖,历时十余年,广为搜罗,精严选字,终于在2003年共同编纂出了一部16开本1670页的《章草大典》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这部《大典》前无古人,得到海内外书家很高的评价。他的章草就是在编纂这本书的十几年中悟出来的,写出来的。由于在书写过程中又进一步去认识书体形成的规律,他在台湾讲学的论文《章草的形成及其在书法史上的意义》以及《论帖体》等,都很有影响。此次展出并于近日即将付梓的《余德泉自撰作品书法集》集中体现了他的书法水平,特别是章草水平。过去因为文章的名声、特别是楹联研究与创作的名声大盛,掩盖了余教授的书名。去年中南大学艺术系已聘余教授担任书法研究生领衔导师,余先生是当之无愧的。
   余教授的章草,是在长期研究和实践,对章草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认识、全面了解和系统把握的基础上写出来的。见过他的章草作品的人,都说他的章草自成一格,既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土壤,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。结构严谨洒脱,笔法娴熟老到,完全没有一点浮躁和烟火气。尤其是他的方寸以下的小章草,简直如行云流水,潇洒自如,更使人赏心悦目,这在《余德泉自撰作品书法集》中随处可以看到。众所周知,写大字需要技巧,写小字需要学养。技法上的东西只要肯花力气,短期内就可以改变,胸中的学养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。余教授是一个学者,无意去成为一个书法家,更没有刻意去追求技法上的东西,但他长期用毛笔写作,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。方寸以下的小章草乃至小行书特别惹人喜爱,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加上有文字学、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等国学根基的支撑,在赋诗词曲联的辉映下,书文同臻美妙,当今能与余先生比肩者,在全国也没有几人。
   余先生开始书法创作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那时正值西风东渐,中国文艺界思想异常活跃,现代书展已频频亮相京城,对中国书坛的“保守”与“食古不化”开始进行直接批判。不可否认,这种批判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,它打破了书坛的沉闷空气,使人们对中国传统书法进行反思。但是这种积极很快就被狂怪、剑拔弩张的气焰占了上风。狂怪成为现代书风的代名词,传统与创新拉锯式的争辩便有了大场面。长期从事国学研究的余德泉先生看得清楚,他没有趋附炎凉,只是稍稍看了一眼,便发现现代书法内涵的苍白与贫乏,对书法艺术的认识缺乏深度。他没有拿出时间去打口水战,体现了一种包容的襟怀,他也没有走进这个行列,恰恰相反,却步覆坚定的走进表象构谨,情绪内敛的章草书,以拙朴的章草树立自己的书法形象。今天看来,他成功了,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,也是他的高明之处。一个自身人格修养不深的人,是很难做到的。
对余德泉先生的章草书法,我们至少还可以从厚重感、力量感、节奏感三个方面来观察。
   厚重感。主要给人以含蕴深厚和立体的感觉。这种效果多凭中锋用笔,其提按顿挫动作,没有长久的积累和领悟不能达到这个水准。余先生特别爱好文字学,并在这个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。以前写字基本上出于实用的目的,包括他默写《说文解字》9000多个篆字,用毛笔行书书写《古今绝妙对联欣赏》64万字的手稿。他对汉字的笔划、字形、结构、意义等,长期进行研究,对历代书法碑帖的观察与揣摩也一直未曾停歇。因此,他一转入书法创作,便青云直上,光彩夺目。“万斛涌泉何择地,平生快意独为文”这副对联是余先生在眉山三苏祠参观来凤轩东坡读处时撰写的。此联用尺八屏写成章草,点画高古,凹凸通透,如用手触,似笔画几可盈握。秉笔直书而无矫情,笔意流畅而无阻塞。其他章草亦是如此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这种功夫承载着余先生几十年的文韵。其中包括十余种专著,近800万字的辉煌。笔墨的厚重正是他文化学养厚积薄发的结果。在这种笔墨中,我们也看到了余先生年复一年艰苦奋斗的身影。这本书法集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他自己撰写的文字,完全区别于“誊抄公”,充分说明这一点。
   力量感。说到力量感,《天行健》扇面是个很好的个例。《易经》说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其内容的强健自不必说,仅惦量一下笔墨的力度就使我们瞠目。从自然物理的外形看其笔画,完全是一副涨墨效果,柔软棉条状。但从主观感受看,它那种沉着含蓄的姿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却是雄浑与博大。“天”字的最后一笔往上翘起,首先给我们一个愉快而矫健的感受,“行”字并不表现急促与苍茫,而是一副从容的姿态,只有“健”字在前面的铺垫中得到自然物理外形和主观感受双重力量的表现,特别是最后一画的笔墨显现了一种苦涩与雄壮。这种力量感的表现,不是依赖事先的谋篇布局,推敲设计,而是饱学之后的自然挥运。欣赏这样的作品,犹如饮茶,需要细斟慢饮,它和烈酒完全是两回事。如果忙,最好不去看它,因为确实一时难以进入角色。
节奏感。运笔简约而韵致古拙是章草的主旋律。章草独出汉隶,是隶书的草写,隶书与草书之笔法兼而有之,且字与字不相连接。余先生赠澳门大学原中文学院院长程祥徽教授的对联“珠海听涛携夜月,濠江沽酒赏桃花”,是自撰自书的佳作。用笔力量的强弱,线条的粗细,字形的大小,提按顿挫,变换交替的起伏节奏,犹如一幅静观世态的心电图,幽默而灵动,在和谐一体的布局中,显露出自身的理解和把握力。从而,引领我们透过恬静的自然形制,领略一种高昂的主体精神;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,相反相成的美学品格,展示了书法艺术应有的高度。
   隶书讲求的是苍茫古朴。余教授在隶书上下的工夫亦相当深厚,写得也非常娴熟老到。据笔者所知,他很早就开始学习汉帖,学习章草是他从隶书上转过来的。他在章草上进步很快,正是得力于他深厚的隶书基础。在北大期间,资料条件好,读的碑帖也比较多,除了汉隶以外,还读其他字体的碑帖,这时他在书法上也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汉隶碑帖他大都研读过,有的还临摹过若干遍。所以他写的隶书,常常可以看出多家的影子。九十年代初,曾将司马迁两千余字的《报任少卿书》写了二十多遍,至今还留下一个完整的选字本。1997年,他用隶书将两万多字的《香港基本法》全本书写展出。为了精益求精,废弃的稿子多达三四倍,看过的人都非常惊叹。收入这本书法集中的书法作品,都有很深的功力,而题叙永丹山的那副长联作品,四百余字,一丝不苟,字字精到,温雅有致,其故乡情结与赤子情怀饱含其中,最受笔者钟情。余教授写隶书,同一个字不仅有各种写法,而其变化均合文字学的原理。他写出了一种文气,一种书卷气,这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。
   世界上除了汉字书法以外,还有其它文字的书法,只是其他文字的书法没有汉字书法这么突出,因此鲜为人知。在东巴文、彝文、古壮文、喃字、女书等非汉字的产地,间或也有人用来书写对联。但余教授与一般人不同,他完全把自己沉浸到里面去了,不仅深入考察搜集并详细研究过这些文字用以撰写对联的规律,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,而且对其文字的书写规则也有很好的把握。因此他写的此类对联,其书法具有学者与艺术家的双重价值,给这些文字添加了更为深厚的内涵和韵致。2001年他在中南大学举办过一个个人楹联书法展,其中就有用八个民族九种文字写的二十余幅非汉字对联作品,大开了人们的眼界。他收入这个书法集的几副非汉字对联书法作品地道、娴熟、古雅和纯正。尤其是他在这些对联中融入其汉字书法笔意,很有自己的风格。他用东巴文写的“真心诚意迎天下好友,美味佳肴接四方嘉宾”一联,用彝文写的“云行树顶横拖白,日落滩心倒映红”一联,用女书写的“书读汉秦以上,意在山水之间”一联,用隶书写的古壮文“节届中秋,月圆人寿;筹增上算,桂馥兰馨”一联,用行书写的越南喃字“子孙诚心,年年记忌日瞻礼;祖先美德,代代存圣迹英灵”一联,都是如此。还有一幅对联,上联中文,下联英文,新奇特别。平时对英文的便捷领会较多,但这回的对比却引发了我一腔自豪。因为汉字字形的美丽,意蕴的丰饶、用毛笔写来,情趣盎然,特别是由余先生提笔,就更是神完气足,而英文在余先生笔下则只留下中国书法的用笔法度而已,为了风格统一,余先生把它改造了。
   读余教授的书法集,还别忘了留心他收入其中的十来封信札。二十多年来,余教授写信基本上都用毛笔。这些写给他老师、朋友的信札,都是信手写的,未计工拙与章法,甚至纸张也没有定规,有时还涂涂抹抹,与那些为了参展而刻意为之的雕琢成分多、自然成分少的信札相比,余教授的这些信札,除了字字珠玑外,可以使人感同身受最强烈的一点,就是他总是用真心去与他人交流。这不是可以创作得出来的。
   “诗无达诂”,艺术本不是需用分别识的方法去解读的,但为了交流,似乎又只得如此,对否,请吾师德泉教授与书界的朋友们雅正。